第一，政府的权力是谁给的？过去毛泽东说过一句话：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？是人民群众给的。

所以，依法治国不应仅仅看作是司法系统和司法部门的事，而是国家政治的实质特征和核心内容。由于实践中的具体情况极其复杂多样，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从总体上深刻地理解法治的精神实质和实践导向，关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，通过具体切实的工作，推动法治建设。

而且在道义上也不安全。对于法治和文化的理解，历来都有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层次。政府的公信力来自于政府忠诚于法律，做事都有法律根据，而且公开透明、一以贯之。以这样的政治内容为核心，把法治变成我们社会的公共政治生活实践，变成人们的生活方式，那么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法治文化了。当然，具体的法律规则和条文，都是可以修改完善的，我们现在也正在不断地改进。

所谓公共规则，就是要在具体事情上，对每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给予具体的分析和界定，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，同时也确定每个人应该担负的责任。因为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呼吁我们建设法治、推进法治。在法治社会里，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自己所交税收的去处，有权利要求所有薪酬来自税收的人员公开自己的财产。

进入 王建勋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财产公开 。经验表明，内部监督不如外部监督，内部公开不如外部公开。众所周知，国企领导干部的腐败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重灾区。山西的做法开了个好头——此前重庆也下发通知要求国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收入、房产等情况。

这虽然只是跬步，也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一缕曙光，被认为是财产公开的一个好苗头。在一定程度上讲，将他们的财富晒在阳光下，其不轨行为可能会有所收敛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也有许多等待，譬如官员财产公开，年年在喊，月月在盼，但就是只见雷声，不见下雨。当然，要想杜绝国企领导们的权钱交易和贪腐行为，只有财产公开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对国企进行实质意义的改造，至少要打破行政垄断，让私企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。因此，更加有效的公开是向普通民众公开，让外部的力量监督内部的腐败。国企领导们一方面大权独揽，另一方面又掌握着巨额财富，一不小心就会滑入权钱交易的泥淖，要求他们公开财产对于约束他们的腐败行为不可或缺。

尽管政企分开喊了很多年，甚至在表面上也实施了政企分开，进行了公司化、股份化改造等，但国企——尤其是垄断性国企——的运作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，甚至仍然像机关衙门一样。其实，绝大部分的国企都可以交给私人所有和经营，因为它们提供的产品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物品，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，无论是石油、电信，还是银行、电力，私人不仅有动力经营，而且还会经营得更好。当企业和权力脱钩之后，当企业面临竞争压力之后，当垄断被市场取代之后，权钱交易和腐败行为都会大大减少，监督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。近日，山西省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创新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，要求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工资、奖金、补贴、住房等情况必须向职工公开。

不能不说，这种公开有其设计局限。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总不会太奏效，正如左手监督右手一样。

另一方面，即使国企职工掌握了本单位领导的腐败线索，也可能因惮于自己的工作或者前途而不敢举报或者揭发。事实证明，这不过是一场徒劳无功、令人绝望的漫长等待

因此，更加有效的公开是向普通民众公开，让外部的力量监督内部的腐败。从受贿746万元的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，到受贿859万元、10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的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分公司原总经理王贤泸，以及受贿近2亿元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，不胜枚举，步步惊心。但是，山西的措施依然进步有限——因为它只要求国企领导们的财产向职工公开。那些不想让自己的财产公之于众的人，完全可以选择非公务员职务、不进入依赖财政运转的单位，一旦选择就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，必须接受阳光的照射。比如，国企的领导们依然有行政级别，遴选的方式依然是政府任命，国企在银行信贷、财政补贴等方面获得特权性扶植等，国企领导们也主要对掌握自己命运的官员负责。尽管政企分开喊了很多年，甚至在表面上也实施了政企分开，进行了公司化、股份化改造等，但国企——尤其是垄断性国企——的运作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，甚至仍然像机关衙门一样。

更加重要的是，只向本单位职工公开的做法，可能会使公开的效果大打折扣，因为一方面，职工与本国企的领导们有着共同的利益——比如都享受着优厚的福利。其实，绝大部分的国企都可以交给私人所有和经营，因为它们提供的产品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物品，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，无论是石油、电信，还是银行、电力，私人不仅有动力经营，而且还会经营得更好。

应当指出的是，要求国企领导们公开财产只是走向财产公开的第一步，无疑，所有的官员以及依赖纳税人过活的人员都有义务公开自己的财产。这些国企领导们为何能量如此之大？因为他们既掌握着权，又掌握着钱，具有用权生钱、用钱获权的得天独厚之优势。

当然，要想杜绝国企领导们的权钱交易和贪腐行为，只有财产公开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对国企进行实质意义的改造，至少要打破行政垄断，让私企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。如果政府切实希望有效减少贪污腐败，就应加快推动财产公开。

既然是国企，既然是所谓的国有——全民所有，就应该向全体民众公开，而不是只向一部分人公开。尽管这样的组织有着企业的外表，但内在运作却是行政化和官僚化的。经验表明，内部监督不如外部监督，内部公开不如外部公开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也有许多等待，譬如官员财产公开，年年在喊，月月在盼，但就是只见雷声，不见下雨。

这是荒诞剧《等待戈多》。众所周知，国企领导干部的腐败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重灾区。

不能不说，这种公开有其设计局限。即使对于所谓的地方国企，至少也应当向当地的民众公开。

别让财产公开，成为戈多式等待。也就是说，这只是内部公开，而不是外部公开，不是向全体民众公开。

这虽然只是跬步，也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一缕曙光，被认为是财产公开的一个好苗头。在漫长的等待中，他们讨论许多荒谬的话题，诸如各种自杀的可能性，但最终他们并未见到等待的人。进入 王建勋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财产公开 。国企领导们一方面大权独揽，另一方面又掌握着巨额财富，一不小心就会滑入权钱交易的泥淖，要求他们公开财产对于约束他们的腐败行为不可或缺。

另一方面，即使国企职工掌握了本单位领导的腐败线索，也可能因惮于自己的工作或者前途而不敢举报或者揭发。事实证明，这不过是一场徒劳无功、令人绝望的漫长等待。

两个流浪汉，在一条乡村道路旁，等待一个他们不认识甚至一无所知的人。当企业和权力脱钩之后，当企业面临竞争压力之后，当垄断被市场取代之后，权钱交易和腐败行为都会大大减少，监督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。

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总不会太奏效，正如左手监督右手一样。在法治社会里，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自己所交税收的去处，有权利要求所有薪酬来自税收的人员公开自己的财产。